其他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则由中央政府授权给地方各级政府, 并由后者组建的地方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部门具体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

以及通过场景化的技术手段来保护隐私。[45] 在被遗忘权只有部分国家承认而互联网全球互联的今天，被遗忘权所要达到被遗忘的效果更是难以实现。

这就像在日常生活中，当某个人在公共场合失言，不小心透露了自己的某些信息时，个人就应当为此承担伴随的风险，个人没有理由要求公众遗忘此类个人信息。2015年，在任甲玉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案中，当事人除了主张百度公司侵犯其姓名权、名誉权之外，还主张百度公司侵犯了其一般人格权中被遗忘的权利。另一方面，西班牙数据保护局认为，冈萨雷斯要求Google删除相关个人信息链接的要求是合理的，当确定和传播数据会威胁数据保护的基本权利以及广义上的人的尊严时，数据保护局有权要求撤回此类数据以及要求搜索引擎的经营者禁止对此类数据的访问。正是在这本书中，舍恩伯格论证了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数字记忆问题，提出了遗忘机制的正面作用与删除信息的必要性。[65]同前注[4]，杨立新、韩煦文，第24页。

具体来说，被遗忘权只能建立在规制信息合理流通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建立在个人对于信息的控制权或自主决定权基础之上。而从这种视角来看被遗忘权，就会发现被遗忘权的确与言论自由存在紧张或冲突，因为被遗忘权所要行使的并不是个体要说什么或不说什么的权利，而是要行使对已进入公共空间的个人信息进行控制的权利。对于做出这种行为的候任者，立法会怎能许其再宣誓呢？立法会主席之所以做出允许其再宣誓的错误决定，除了法律理解错误和缺乏经验等原因外，更为重要的恐怕是缺少信仰，尤其是对宪法(基本法)的信仰，没有一个关于宣誓是权力的圣礼的观念。

[4]Encyclopedia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6, pp.1181-1183. [5]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时，选举管理委员会要求参选人报名时签署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确认书。于是，他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宗教——公民宗教(civilreligion)。社会契约与法律的圣神性。因为忠于一个组织就很难做到中立，所以有人认为忠可能和道德不协调。

但如前文所述，法律义务是客观的，忠诚与否则是主观的，两者很难完全一致。为什么人民取代了诸神？因为在共和国，人民是主权者，是制宪权主体，政府在本质上是人民的代表，人民作为制宪权的拥有者处于一切宪法法规之外和之上。

这些安排都是为了港澳平稳回归，为了港澳回归后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持繁荣稳定。根据位阶理论，否定了上位法的效力又如何论证下位法的效力呢？ 这里不准备过多纠缠这个老问题，只想指出老问题与新问题的关联性。为此，他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宗教。南北战争的情形截然不同，南方独立必然要废除宪法，因而此时的政治忠诚就是捍卫宪法。

据称，英国宪法发端于《大宪章》，而所谓的《大宪章》是封建贵族逼着君主签字画押的文件。三个要素在术语和事实上都彼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正如圣礼[sacramentum]中同时意味着誓言和誓仪)。就职宣誓有一个(一般是公开的)誓礼，包括特定的手势，但没有祭献牺牲的环节。[6]然而，位阶理论解释不了联邦制下允许州自立宪法的现实。

此处要紧的是引申出两个重要的结论：忠诚地服从公意属于道德自由的范畴。这种发誓或誓言是附加在诺言之上的一种语言形式，提出诺言的人引自己相信的神灵为证，再加上个人在自己的宗教中习用的各种仪式，其作用便是使人对背信的恐惧越发来得强烈。

[30]参见(法)古耶：《卢梭与伏尔泰两面镜子里的肖像》，裴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基督教国家的就职誓言往往包含一个祷辞：愿上帝助我。

权力不仅是一种形成性的力量，也是一种伤害力。忠诚誓言的外延大于就职誓言，就职誓言是忠诚誓言的一个类型。如此，有关宪法宣誓的修正案和决定也就没有必要适用于港澳地区了。从宪法的发展史来看，宪法最初就是国王与贵族(以人民的名义)之间缔结的政治契约，国王总是倾向于蔑视和废弃之。⑤A.根据法律要求为美国拿起武器。宪法作为一个非人格化的规范(体系)，被当成一个替代的或补充性的政治忠诚对象和标准。

人只有忠诚地服从公意才有祖国。一个方面是，不得从事《港澳基本法》第23条所禁止的下列行为：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窃取国家机密，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5] 再来看一下《澳门基本法》的规定： 第101条：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委员、立法会议员、法官和检察官，必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基本法，尽忠职守，廉洁奉公，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并依法宣誓。港澳居民在常规状态下在两个方面对国家承担直接的忠诚义务。

也可以是一项事业，甚至一个代表性符号。但如果人民本身不信仰宪法，什么样的实施机制和技术也是无效的。

和一个正直的上帝(Being)，他是所有人心的监察官，他会让所有人得到他所应得的。一方面，公民服从的义务必须升华为忠诚的道德情感，法律才能具有最佳实效，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另一方面，国家必须依靠一个忠诚的政府才能健康地存在，个别官员滥用职权是腐败，如果政府不忠于主权者，那便是政治危机和宪法危机。这又可以分为封建制、联邦制。[25]但自古希腊以后，贵族制几乎没有成为一个实际的独立政体，而是混合政体的一个形式要素。

就职誓言可否算一种忠诚誓言呢？在君主制国家，加冕誓言不归入忠诚宣誓，因为君主是法律上的主权者，是全体臣民效忠的对象。为了维持政治体的生命，卢梭除了坚持人民必须经常出场之外，还挖空心思探寻其它的制度支持，从历史经验中借鉴了保民官制、监察官制，以及例外状态下的独裁制。

对比两部基本法，再把两部基本法的相关规定与此次修宪新增的宪法宣誓条款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第一，两个基本法分别规定，港澳地区官员只需要宣誓拥护基本法，没有规定要宣誓拥护国家宪法。反面的教条只限于一条，那就是不宽容，换言之，就是要宽容。

[56]事后，高等法院审判查明(HCMP2819/2016):訴訟各方沒有爭議的是，於2016年10月12日，梁先生及游小姐以下述的方法和方式作出據稱的宣誓：(a)他們分別在開始宣誓時使用香港國一詞。至于誓言是否需要包括宪法，则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状况，以及一国的宪法文化了。

要解开这个秘密就要借助二十世纪语言学关于述行表达(performative utterance)的理论。现在许多组织和政党均有忠诚誓言，不宣誓就不能算正式加入。封建制国家包含较多的贵族要素，现代两院制议会的上院是贵族院或者带有贵族制色彩。人类为什么发誓？这是因为人类作为言说的动物，当他们进化到某个阶段时学会了用语言玩游戏，撒谎就是语言游戏中的一种。

[40] 其实，誓言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要素，那就是我发誓这个开头语式。[26]人民和敌人的忠诚模式截然不同，敌人是单纯的义务主体，也就是客体，其忠诚义务甚至不需要法律的转换。

因此，在述行行为中，语言悬搁了自己的指意行为，正是并只是去奠定自己同事物在实存上的关联。如果主权者没有办法确保臣民的忠诚，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臣民履行规约。

[4]不过，人们通常在狭义上使用忠诚誓言这个概念，与忠诚测试(loyalty test)连在一起讨论，不包括总统就职誓言。宣誓人必须真诚、庄重地进行宣誓，必须准确、完整、庄重地宣读包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容的法定誓言。